上博简之《容成氏》原文
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祝融氏、垆运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酋清，而上爱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官其材。于是乎喑聋执烛，瞀工鼓瑟，跛躃守门，侏儒为矢，长者厇宅，偻者枚数，癭者煮鹽，宅忧者渔泽，僵弃不举。凡民俾者，教而诲之，饮而食之，使役百官而月请口之。故当是时也，容成氏、大庭氏之有天下，厚爱而薄敛焉，身力以劳，百姓口口。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饥人，道路无殇死者。上下贵贱，各得其所。四海之外宾，四海之內庭。禽兽朝，鱼鳖献，有无通。匡天下之政十又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终。
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贱而赛口，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于是乎方圆千里，于是乎板正立，四向和口，怀以来天下之民。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利于民，而治乱不共口。故曰：贤及口是以视贤，履地戴天，笃义与信。会在天地之间，而包在四海之內，毕能其事，而立为天子。尧乃为之教，曰：“自纳焉，余穴窥焉，以求贤者而让焉。”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口口口贤者，而贤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尧为善与贤，而卒立之。
尧闻之而美其行。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畝之中，舜于是乎始免笠、肩耨、菨鍤，而坐之子兹。尧南面，舜北面，舜于是乎始语尧天地人民之道。与之言政，率简以行；与之言乐，率和以长；与之言礼，率敀而不逆。尧乃悦。尧……，如是状也。尧乃老，视不明，听不聪。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通，乃立禹以为司空。禹既已受命，乃草服、箁箬帽、芙蓻，手足骈胝，面乾皵，脛不生之毛。口濏湝流，禹亲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并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競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蔞与易，东注之海，于是乎口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里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虘州始可处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
天下之民居奠，乃饬食，乃立后稷以为田。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宿於野，复杀豢土，五年乃让。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赛，骄態始作，乃立皋陶以为理。皋陶既已受命，乃辨阴阳之气而听其讼狱，三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听用之，乃立质以为乐正。质既受命，作为六律、六吕，辨为五音，以定男女之声。当是时也，瘟疫不至，妖祥不行，祸灾去亡，禽兽肥大，草木竞长。昔者，天地之佐舜而佑善，如是状也。 舜乃老，视不明，听不聪。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禹听政三年，不制革，不刃金，不略矢。田无蔡，宅不空，关市无赋。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实之。乃因迩以知远，去苛而行简。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夫是以近口者悦，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內及，四海之外皆请贡。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禹然后始行以俭：衣不鲜美，食不重味，朝不车逆，舂不毇米，饗不折骨。制孝辰口，方为三俈，救圣口之纪：东方为三俈，西方为三俈，南方为三俈，北方为三俈，以躗于溪谷，济于广川，高山陞，蓁林入，焉以行政。於是乎始爵而行禄，以让于吴迥，有吴迵曰：“德速衰表尃。”禹乃建鼓于廷，以为民之有詓谒告者讯焉。击鼓，禹必速出，冬不敢以寒辞，夏不敢以暑辞。身言泉所曰圣人，其生赐养也，其死赐葬，去苛慝，是以为名。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启王天下十又六年世而桀作。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琰、琬，口北去其邦，口为丹宫，筑为璿室，饰为瑶台，立为玉门。其骄泰如是状。汤闻之，于是乎慎戒徵贤，德惠而不口，三十而能之。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陞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途。桀乃逃之历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略四海之內，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备。当是时，强弱不易，众寡不听讼，天地四时之事不修。汤乃溥为征籍，以征关市。民乃宜怨，虐疾始生，于是乎有喑、聋、跛、眇、癭、偻始起。汤乃戒求贤，乃立伊尹以为佐。伊尹既已受命，乃执兵禁暴，羕得于民，遂迷而贼盜，夫是以得众而王天下。
汤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纣作。纣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于是乎作为九成之台，置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使民道之。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内坠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于是乎作为金桎三千。既为金桎，又为酒池，厚乐於酒，溥夜以为淫，不听其邦之政。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郍、邘、鹿、耆、崇、密须氏。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 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文王持故时而教民时，高下肥毳之利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使民不疾。昔者，文王之佐纣也，如是状也。
文王崩，武王即位。武王曰：“成德者，吾敓而代之。其次，吾伐而代之。今纣为无道，昏者百姓，至约诸侯，天将诛焉。吾勴天威之。”武王于是乎作为革车千乘，带甲万人，戊午之日，涉于孟津，至于共、滕之间，三军大范。武王乃出革车五百乘，带甲三千，以少口会诸侯之师于牧之野。纣不知其未有成政，而得失行于民之辰口也，或亦起师以逆之。武王于是乎素冠弁，以造吝类于天，曰：“纣为无道，昏者百姓，至约诸侯，绝种侮姓，土玉水酒，天将诛焉，吾勴天威之。”武王素甲以陈于殷郊，而殷……。【上博简.容成氏】
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司马迁的过于肤浅，容成氏的接近真相
商朝晚期，周人崛起于陕西宝鸡一带，与位于西安一带的崇国发生冲突，于是崇侯虎向商纣王谗言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于是商纣王就把西伯姬昌囚禁在了羑里。七年之后，纣王将姬昌释放，原因如下：
《周本纪》：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商纣王大概没见过什么世面，周人进献的一些珍宝美女，就让他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甚至还惊呼“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不仅释放了姬昌，还赐予征伐之权，最后还告诉姬昌陷害他的人是崇侯虎。
那么，纣王真有这么肤浅吗？从周人营救姬昌的具体手段上说，可能也存在收集珍宝美女献给纣王，或许还有贿赂纣王身边宠臣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看《史记》的说法未尝全是虚构。只是，这些属于次因，绝非主因。本世纪初，上海博物馆解读的一批战国竹简（上博简），其中的《容成氏》篇章就改写了认知，揭露了纣王释放姬昌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容成氏》是一部失传古文，内容上至尧舜、下至春秋，包括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也有商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
文王闻之（九国叛商），曰：“虽君亡道，臣敢勿事乎？唯父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
当时，九个诸侯叛商，身在狱中的姬昌大义凛然地说：“即便君王无道，臣子也不能造反，应该还要侍奉君王。”纣王听说之后，觉得姬昌忠心可用，于是就召他对话，问他能不能让九邦再臣服于商，姬昌回答是“可”，之后纣王释放了姬昌，并给予他征伐之权。
以此来看，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不是美女珍宝，而是让姬昌背负维稳或平叛的政治使命。无疑，这个版本与司马迁说的大相径庭。
不过，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古书如此，对出土的文献也是如此，《容成氏》中的这一记载细节应该是后世文人伪造，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真相。
首先，“叛商九邦”为丰、镐、郍、邘、⿅、耆（黎国）、崇等，其中邘国位于如今河南焦作，黎国位于山西长治，距离朝歌都很近，属于商朝核心统治区内的诸侯国，按理说是商朝铁杆同盟。那么，如此诸侯国会不会叛商？即便他们叛商，纣王敢不敢让姬昌来平叛？
崇国原本位于河南嵩山一带，商代时迁徙到了如今西安一带，是夏人后代，夏代《连山易》称：“鲧（大禹之父）封于崇。”崇国是殷商的重要盟友，殷商经营西部的重要支点，甲骨文中有数十条有关崇侯跟随商王出征的记录，晚商时也是殷人制衡周人的重要诸侯国，“崇侯伐周”说明了崇周属于敌对关系。那么，崇国为何在敌对周人的同时，又为何突然背叛商朝？崇国多面树敌的行为让人费解。
其次，姬昌平定叛乱的办法，就是《方世玉》电影中雷老虎的“以德服人”，就通过这四个字，姬昌兵不血刃轻松让九国臣服，其中崇国国君顽冥不灵，姬昌用“以德服人”让崇国百姓抛弃君主而臣服。姬昌的“以德服人”犹如一件无坚不克的武器，轻松让造反的九国再度臣服，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显然，所谓的叛商九国，或是姬昌攻打过的商朝铁杆，或是真的叛商诸侯，后人据此拼凑出了“叛商九国”。至于“以德服人”的平叛手段，只是文人美化姬昌罢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当时战乱频繁，文人这么描述姬昌，本质上是希望当时诸侯向姬昌学习“以德服人”，而不是不停的发动战争，这也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表现。
尽管其中的确存在虚构之处，但结合甲骨文、史料来看，其中也反映出一定的真相。
商朝晚期，随着商王朝实力的衰退，不少诸侯国图谋不轨，其中势力最大的、最先造反的是东夷。甲骨文卜辞记载“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在十月又二，往征夷方（又叫“人方”，东夷中的一个方国，见下图）”，“在十月，王（纣王）来征夷方，在攸侯喜”，“在三月，来征夷”等，当时商夷战争长期而激烈，纣王甚至多次亲征夷方。《左传》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其实道出了商朝灭亡的真相，不是打过不周人，而是商纣王在东夷问题上消耗了太多的国力。
与此同时，西部周人实力越来越强，在季历（姬昌之父）时就成了西部第一诸侯，到姬昌时实力更加强大。对于纣王而言，周国既是需要防范的潜在威胁，又是不得不用来稳定西部的重要诸侯。于是，纣王在处理姬昌的问题上，就陷入了两难境地：
首先，纣王一旦杀了姬昌，很可能激反周国，导致商朝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一旦商朝同时与周国与东夷作战，商朝必然更难坚持下去。因此，纣王对姬昌一直是囚而不杀，应该是以姬昌要挟周国，让周国投鼠忌器。
其次，周国没有明确造反，而周国又是商朝稳定西部的重要力量，因此当西部一些诸侯造反时，纣王又不得不重新启用姬昌，否则就会面临西部糜烂的局面。笔者认为，西部一些诸侯造反，极有可能是周人策划的结果，以此让西部局势糜烂，让纣王不得不释放姬昌去帮助收拾残局。
最终，纣王两害相权取其轻，认为释放姬昌更利于稳定西部。因此，从商末局势来说，《容成氏》的这一段记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是具体细节不可信。
总之，尽管《上博简·容成氏》并未彻底揭开纣王释放姬昌之谜，但其却折射出了一定的真相，让今人得以一窥当时商周的微妙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与司马迁将纣王释放姬昌，全部归咎于纣王贪图享乐的肤浅原因相比，《容成氏》折射出的原因无疑更接近真相。
值得深思的是，在儒家叙事下，纣王贪图享乐释放姬昌，夏桀贪图享乐释放商汤，夫差贪图享乐释放勾践，而姬昌、商汤、勾践全都击败纣王、夏桀、夫差，儒家对王朝更迭的如此解读为何如此肤浅？
参考资料：《容成氏》、《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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