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风远飏,丝绸之路上穿行的植物和香料
《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
■潘飞
在《新全球史》作者杰里·本特利眼里,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产生的重大影响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确,这得到了许晖先生新著《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的证验。他用以形容丝绸之路开通后物质往来交流盛大景况的“慕风远飏”一词,是何等恰切,且动感和画面感兼具——沿着这两本书溯源而上,可以稽考千年古卷,寻踪古代中国、罗马、埃及、巴比伦的浮香迷影,抑或逡巡于包罗万象的“纸上植物园”,续写东西方文明你来我往的流彩之诗。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异域物品的输入和糅合,包括衣、食、住、行、医等在内的生活和文化谱系将会失去几多趣味和光彩。外来的“胡”,与中国本土早就有的“椒”相结合,便诞生了已成为厨房必备调味品的“胡椒”,并催生出新的菜肴烹制方法,甚至是“椒房之乐”。外来的小麦,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食品品类,还赋予其发明“来”字的灵感。石榴被赋予了“若留”“丹若”“金婴”“天浆”等各有趣味的异名,延伸出“多子多福”的暗喻,“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更平添了几许风流意象。成语“天花乱坠”中的“天花”原指曼陀罗花纷纷坠落的奇异景象,从褒义词向贬义词的转变,不知其中发生了怎样理解上的转向?黄瓜虽有“绿色”之实,却无“绿瓜”之名,尤其是在汉族和其他民族统治时期、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著述中,“黄瓜”和“胡瓜”之名轮番上场,背后折射出的幽幽心念耐人寻味。
古代中国人洞悉枣椰树在其他民族神话谱系中的象征含义,用“千年枣”的本土化名称延续“不死鸟”菲尼克斯复活和永生的语义,有力佐证了全世界的神话体系系出同源,但又加以本土化改造,令其符合本土语义和习俗。甘蔗自印度传入中国,智慧的中国人发明出高级的制糖法,又反哺印度,说明各大文明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元的。中国芍药的药用价值以及充当爱情信物的功能都随着花的本体一并传播到古希腊,被冠以“无刺的玫瑰”,化身为赠别之物。
丝绸之路既名为“路”,必然四通八达,经由这条路传播的植物、香料以及它们代表的文化,可以进入正史、药典、小说、民俗、成语、神话、诗词、图画……它们不仅“入土”,更能“入心”。比如,在西方意寓自恋的水仙,到了中国,不仅多了“玉玲珑”“金盏银台”这样极美的别称,还变成幸福和幸运的象征,也算是中西“花语”的一种承接。在许晖看来,《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收录的宋代苏汉臣所绘《靓妆仕女图》中妆榻上的那瓶水仙,隐隐将中外不同时空的两种“自怜”悄然连接,产生一种“回声般的遥远呼应”。
可以这么说,经由丝绸之路流散的植物、香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贸易的,也是文化的。比如,传入中国的苏合香还繁衍成舞蹈和曲名,抑或被诗人们写入唐诗,字字珠玑,香清益远,就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沾染着龙脑香的丝巾,由“旃檀”化身而来的“檀郎”“檀口”之称,也给世人平添了几分香艳和流风余韵。由合欢花衍生而来的“合欢蠲忿”一词以及文化谱系中以“合欢”命名的物件,都让人对美好的爱情产生了无穷的渴望。总之,外国香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人自《诗经》《楚辞》《山海经》有记载以来关于用香的文化习惯,让中国人的“芳香生活”变得更高级。
外来的物种,因其奇异引发了众多文人的灵感,从而创作出优美的咏物作品,给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平添了几多“奇葩”。在唐诗等文学作品的助力下,外来植物和香料在中国本土衍生出的生态景观,愈加充盈着兼容、灵动的文化内蕴。尤其是当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来的形貌,被赋予诗意的美名、诗意化的气韵、中国化的风韵,在唐人眼中和心中“走”过后,就不再是无意识的“野蛮生长”的“生物移民”,而是被人格化的、有情有义的“人文载体”和“文化喻体”,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比如,唐诗中的石榴、石榴红被用来比喻它物,延伸了石榴的语义;纵然千年逝去,今天的我们也能从苜蓿这样代表唐朝国力的象征符号的相关诗句中,感喟于那份海纳百川的大国气象。
不过,中外物种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出现偏误。除了大蒜、番红花等物品的输入被“张骞狂”的追随者们归为张骞的功劳,欧洲人误以为原产于中国的杏的产地为亚美尼亚,冠以“亚美尼亚李子”的名称。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这属于传播链条中的“噪声”,并不影响整体的传播效果。除此之外,杏被人格化和美誉化,且出现了两极分化——“杏林春暖”成为董奉那样具有高尚医风的名医的代名词;但同样以杏喻人,中国的“红杏出墙”则隐含讽刺和负面之意。最初被贵族用来祭献神灵、供神灵欢娱的香料,也随着传播而被“祛魅”,由“神界”而至“人间”,从奢侈品变成日常用品,给普通人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丁香和豆蔻的繁盛贸易背后隐藏着利益至上的殖民者近乎疯狂的掠夺,和对“香料群岛”原住民的大肆屠杀。辩证地看,“香料之路”的香气不能掩盖人类文明史上的血腥味,殖民者的原罪也将永远受到拷问和审判。
在充满财富、新奇、传说的丝绸之路上,总是可以看见无数帝王、重臣、僧侣、商人、军士、探险家等的身影。世界上没有哪一条路能像这条路,可以用千年丈量时间、以万里测算跨度,把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区域连接起来,并且充溢着无穷的瑰丽的想象。难怪,它又有“香药之路”“皮毛之路”“玉石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等多个富有诗意的别称,故而用“活色生香”来加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物种的起源和交流本身就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课题,物品的生命样态,既包括自然生命,也包括社会生命,物品传播的时间越长、地域越远,其社会生命就越长。《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延展了“行走的香料和植物”的社会生命,给我们开设了一堂旁征博引的博物课,其中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百科知识,通俗晓畅地娓娓道来,导引我们身临其境,开始一场穿梭上下五千年的神奇历险。
掩卷沉思,如果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构成了一条纵轴,那么丝绸之路就在相应的历史节点上建构起了一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横轴——前者便于我们认识自身,后者便于我们看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恰好也就是在这样的“坐标”中,经由丝绸之路的播散,把数个文明形态连接在一起的植物和香料熠熠闪亮,折射出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正是万千物种的交织,丝绸之路才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之路,几千年过去,我们仍然“在路上”。
来源:文汇报
慕风远飏,丝绸之路上穿行的植物和香料
作者:潘飞
在《新全球史》作者杰里·本特利眼里,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产生的重大影响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确,这得到了许晖先生新著《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的证验。他用以形容丝绸之路开通后物质往来交流盛大景况的“慕风远飏”一词,是何等恰切,且动感和画面感兼具——沿着这两本书溯源而上,可以稽考千年古卷,寻踪古代中国、罗马、埃及、巴比伦的浮香迷影,抑或逡巡于包罗万象的“纸上植物园”,续写东西方文明你来我往的流彩之诗。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异域物品的输入和糅合,包括衣、食、住、行、医等在内的生活和文化谱系将会失去几多趣味和光彩。外来的“胡”,与中国本土早就有的“椒”相结合,便诞生了已成为厨房必备调味品的“胡椒”,并催生出新的菜肴烹制方法,甚至是“椒房之乐”。外来的小麦,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食品品类,还赋予其发明“来”字的灵感。石榴被赋予了“若留”“丹若”“金婴”“天浆”等各有趣味的异名,延伸出“多子多福”的暗喻,“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更平添了几许风流意象。成语“天花乱坠”中的“天花”原指曼陀罗花纷纷坠落的奇异景象,从褒义词向贬义词的转变,不知其中发生了怎样理解上的转向?黄瓜虽有“绿色”之实,却无“绿瓜”之名,尤其是在汉族和其他民族统治时期、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著述中,“黄瓜”和“胡瓜”之名轮番上场,背后折射出的幽幽心念耐人寻味。
古代中国人洞悉枣椰树在其他民族神话谱系中的象征含义,用“千年枣”的本土化名称延续“不死鸟”菲尼克斯复活和永生的语义,有力佐证了全世界的神话体系系出同源,但又加以本土化改造,令其符合本土语义和习俗。甘蔗自印度传入中国,智慧的中国人发明出高级的制糖法,又反哺印度,说明各大文明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元的。中国芍药的药用价值以及充当爱情信物的功能都随着花的本体一并传播到古希腊,被冠以“无刺的玫瑰”,化身为赠别之物。
丝绸之路既名为“路”,必然四通八达,经由这条路传播的植物、香料以及它们代表的文化,可以进入正史、药典、小说、民俗、成语、神话、诗词、图画……它们不仅“入土”,更能“入心”。比如,在西方意寓自恋的水仙,到了中国,不仅多了“玉玲珑”“金盏银台”这样极美的别称,还变成幸福和幸运的象征,也算是中西“花语”的一种承接。在许晖看来,《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收录的宋代苏汉臣所绘《靓妆仕女图》中妆榻上的那瓶水仙,隐隐将中外不同时空的两种“自怜”悄然连接,产生一种“回声般的遥远呼应”。
可以这么说,经由丝绸之路流散的植物、香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贸易的,也是文化的。比如,传入中国的苏合香还繁衍成舞蹈和曲名,抑或被诗人们写入唐诗,字字珠玑,香清益远,就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沾染着龙脑香的丝巾,由“旃檀”化身而来的“檀郎”“檀口”之称,也给世人平添了几分香艳和流风余韵。由合欢花衍生而来的“合欢蠲忿”一词以及文化谱系中以“合欢”命名的物件,都让人对美好的爱情产生了无穷的渴望。总之,外国香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人自《诗经》《楚辞》《山海经》有记载以来关于用香的文化习惯,让中国人的“芳香生活”变得更高级。
外来的物种,因其奇异引发了众多文人的灵感,从而创作出优美的咏物作品,给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平添了几多“奇葩”。在唐诗等文学作品的助力下,外来植物和香料在中国本土衍生出的生态景观,愈加充盈着兼容、灵动的文化内蕴。尤其是当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来的形貌,被赋予诗意的美名、诗意化的气韵、中国化的风韵,在唐人眼中和心中“走”过后,就不再是无意识的“野蛮生长”的“生物移民”,而是被人格化的、有情有义的“人文载体”和“文化喻体”,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比如,唐诗中的石榴、石榴红被用来比喻它物,延伸了石榴的语义;纵然千年逝去,今天的我们也能从苜蓿这样代表唐朝国力的象征符号的相关诗句中,感喟于那份海纳百川的大国气象。
不过,中外物种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出现偏误。除了大蒜、番红花等物品的输入被“张骞狂”的追随者们归为张骞的功劳,欧洲人误以为原产于中国的杏的产地为亚美尼亚,冠以“亚美尼亚李子”的名称。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这属于传播链条中的“噪声”,并不影响整体的传播效果。除此之外,杏被人格化和美誉化,且出现了两极分化——“杏林春暖”成为董奉那样具有高尚医风的名医的代名词;但同样以杏喻人,中国的“红杏出墙”则隐含讽刺和负面之意。最初被贵族用来祭献神灵、供神灵欢娱的香料,也随着传播而被“祛魅”,由“神界”而至“人间”,从奢侈品变成日常用品,给普通人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丁香和豆蔻的繁盛贸易背后隐藏着利益至上的殖民者近乎疯狂的掠夺,和对“香料群岛”原住民的大肆屠杀。辩证地看,“香料之路”的香气不能掩盖人类文明史上的血腥味,殖民者的原罪也将永远受到拷问和审判。
在充满财富、新奇、传说的丝绸之路上,总是可以看见无数帝王、重臣、僧侣、商人、军士、探险家等的身影。世界上没有哪一条路能像这条路,可以用千年丈量时间、以万里测算跨度,把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区域连接起来,并且充溢着无穷的瑰丽的想象。难怪,它又有“香药之路”“皮毛之路”“玉石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等多个富有诗意的别称,故而用“活色生香”来加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物种的起源和交流本身就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课题,物品的生命样态,既包括自然生命,也包括社会生命,物品传播的时间越长、地域越远,其社会生命就越长。《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延展了“行走的香料和植物”的社会生命,给我们开设了一堂旁征博引的博物课,其中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百科知识,通俗晓畅地娓娓道来,导引我们身临其境,开始一场穿梭上下五千年的神奇历险。
掩卷沉思,如果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构成了一条纵轴,那么丝绸之路就在相应的历史节点上建构起了一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横轴——前者便于我们认识自身,后者便于我们看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恰好也就是在这样的“坐标”中,经由丝绸之路的播散,把数个文明形态连接在一起的植物和香料熠熠闪亮,折射出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正是万千物种的交织,丝绸之路才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之路,几千年过去,我们仍然“在路上”。(潘飞)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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