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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流的意思 清流与浊流:论暨艳之死

清流与浊流:论暨艳之死

清浊太明,善恶太分,有时会招致杀身之祸。

暨艳是东吴的选曹尚书,即所谓“人事部长”。在职时“沙汰秽浊、肃清吏治”,结果遭到群臣攻讦,最终下狱自杀。

暨艳无传,事迹零散分布在《吴书》诸列传中。关于“暨艳案”的阐述分析,现代学者中大抵以田余庆的《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一文最为详尽可观。

田老认为暨艳整肃吏治,因此得罪江东豪族(吴四姓),最终被谗废黜死。立论大抵围绕“寒族廉吏与豪族污吏”的矛盾展开。

应该说,暨艳一案、确实存在类似性质;但并非全然如此。

暨艳奏免的三署郎官中,除了吴郡四姓之外,有相当比例来自富春孙氏,即东吴公族。而暨艳本人也并非出于寒门,其在扬州亦属大姓之列。因此将暨艳的倒台、归因于江东大族的攻讦,尚待商榷。

个人认为,“暨艳案”与十余年后的“吕壹案”有相通之处。即孙权通过维护宗族利益、贬抑士族门阀,来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威。只不过暨艳案侧重前者;而吕壹案侧重后者。

注:吕壹是孙权中后期的“校事”,即特务。该职位专事揭发检举东吴豪门,本质是孙权借刀杀人。

换言之,暨艳案的实质,不是“清廉的寒族、被贪腐的士族打倒”,而是“士族触犯了寒族统治者、因此遭到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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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艳与张温

暨艳并非寒门,而是与张温门第相似、气类相通的士族代表。

暨艳之死,因为涉及权力斗争,且案件性质比较敏感,涉及了诸多东吴的门面人物,因此无传。其事迹主要见于《吴书十二 张温传》中。

张温是暨艳的“仕途保荐人”,即所谓的“举主”。在暨艳倒台后,张温也不出意外地遭到牵连废黜。

张温本人出身吴郡四姓,即“朱张顾陆”四家。

值得注意的是,吴四姓中,朱氏、顾氏、陆氏在孙吴一朝均可谓显赫,唯有张氏无闻。主要原因,就是张温牵涉此案,因此家道中落。

《吴书》中常常出现的张氏,主要是张昭(徐州彭城)与张纮(徐州广陵)的族人,与吴四姓中的“张”已然无关。

朱张顾陆、吴郡四姓

暨艳官至选曹尚书(人事部长),掌握东吴官吏的典选考核。而暨艳之前的选曹尚书,恰恰就是张温。

拜(张温)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吴书 张温传》

考虑到魏晋时代“士庶分立”的局面,很难想象豪族出身的张温,会举荐一个寒门子弟为接班人。

敦煌出土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明确提到,吴郡并非“四姓”,而是“五姓”,即“朱张顾陆暨”。

苏州吴郡出五姓:朱、张、顾、陆、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

换言之,籍贯吴郡的暨艳,出身门阀豪族,与张温等人“气类相通”。

《朱据传》中亦有记载,称暨艳“肃清吏治”,被大将朱据警告,让他“注意内部团结”。

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汙在位,欲沙汰之。(朱)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吴书 朱据传》

朱据出身吴郡四姓中的“朱氏”,因此这条材料往往被认为是“豪门权贵对寒族子弟的威胁”。

实际如果能认识到暨艳与朱据同为吴郡门阀,且族望相同;便不难看出,朱据的本意,是对暨艳的提醒与保护。

暨艳弹射百僚,朱据劝阻

暨艳因为政治斗争、惨死狱中,因此事迹不显,甚至可能被刻意销毁。考虑到卷入暨艳案的张温,亦废黜不用,导致在“吴四姓”中存在感最低,便不难看出此案的负面影响之大。

吴郡暨氏后世无闻,远无敦煌书卷中“吴郡五姓”的显赫地位,恐怕便是受到暨艳的牵连。

暨艳其人

孙权对暨艳案的定性,是“士庶对立”的现实反映。

暨艳本人“性格狷厉、喜好清议”。这是比较典型的门阀特征,尤其是“清议”,是名流士族的专利。

(暨)艳性狷厉,好为清议。--《吴书 张温传-附传》

所谓“清议”,即品评人物。本质是东汉“乡闾评议”、“乡举里选”的习俗遗留。两汉时代没有科举制,选官(察举)全凭族望、名声,“清议”遂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手段。

暨艳在选曹尚书任上“弹射百僚、核选三署”,把朝中的贪官污吏和冗官冗员全得罪了一遍,最终下狱自杀。

(暨艳)弹射百僚,覈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吴书 张温传-附传》

值得注意的是,孙权在暨艳案的定性上,并不单纯,甚至有“秋后算账”之嫌。称“暨艳家族昔日附于恶逆”。

(孙权)下令曰:“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进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吴书 张温传-附传》

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

关于暨艳家族是如何“附于恶逆”,“恶逆”又指代何人,孙权则含混其辞。但从“判决书”后文,将暨艳与张温一并列举对比的行为,不难看出,这是孙权在借机整治吴郡豪族。

“恶逆”其实就是吴郡、会稽的豪强门阀。孙权所谓的“附于恶逆”,指是孙策“横扫江东、尽诛吴会英豪”的故事。

孙策平定吴(郡)、会(稽),诛其英豪。--《会稽典录》

暨艳家族既然是吴郡大姓,必然参与过反抗孙策的军事行动。孙权口中的“附于恶逆”,当指此事。

这样,也不难解释,为何吴郡大姓出身的张温,要举荐暨艳作自己的接班人,承继“选曹尚书”。因为此职位掌管官吏选举,是士族眼中的“机要核心”。

这也能解释,为何暨艳倒台,其“举主”张温也一并失势,最终废黜不用,吴郡张氏自此式微。因为二者本就是族望相同、气类相闻的江东豪族。

暨艳与孙权的矛盾

“裁汰冗员”的主要波及者,大约是孙氏公族。

暨艳在选曹尚书任上裁汰冗员,理由是“郎署混杂,所用非人”。

(暨艳)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吴书 张温传-附传》

其实“郎署”本就是冗员的重灾区。郎者,廊也,本意即“站岗的警卫员”。三国时代的不少郎官、已经失去宿卫职能,纯粹是安置贵游闲散的虚职。

早在东汉时代,曹操、袁绍等人便有过“郎官”的仕途经历。很难想象这群“飞鹰走狗”的权门游侠,真能承担起“宿卫灵帝”的重任。

(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魏书 武帝纪》

(袁)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后汉书 袁绍传》

被暨艳裁汰的“冗官”,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吴郡四姓;其二是孙氏子弟。

按《吴书 朱治传》记载,朱治在吴郡任上,大量表举公族子弟与吴郡四姓出仕,郡吏竟达千人之多。遣送上级单位的、每年又有百人。他们成为郎署中冗员的主要来源。

公族子弟(孙氏宗亲)及吴四姓(朱张顾陆)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朱)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吴书 朱治传》

需要注意的是、朱治并非“吴四姓”出身,而是丹阳朱氏。朱治又是孙坚时代的创业功臣,立场完全站在孙权一边。

朱治字君理,丹杨故鄣人也。初为县吏,后察孝廉,州辟从事,随孙坚征伐。--《吴书 朱治传》

因此,提拔“吴四姓”可以看作团结手段;而提拔“公族子弟”,则很明显是孙权本人的意思。

朱治提拔公族子弟,迎合孙权

如果考虑到暨艳的出身和立场(吴郡大族),那他“弹射百僚、裁汰冗员”时,受害者主要应是公族子弟,即孙氏宗亲。

按照“留官者十不存一”的记载,可知裁撤情况之惨烈。

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汙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吴书 张温传-附传》

富春孙氏孤微发迹、文化程度整体较低,远无“朱张顾陆”这种江东大族的底蕴。因此也最有可能被率先裁汰。

吴郡四姓则累世风流,甚至产生了“族性”,被时人称作“朱武、张文、顾厚、陆忠”。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世说新语》

众所周知,孙权与江东豪族的融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磨合期。从“铁腕镇压”(沿袭自孙策)逐渐过渡到“有限合作”,之后通过通家联姻、完成了孙氏政权的江东化。

但孙权始终不忘提携“宗族”与“北人”,以此制衡扬州豪族。看他的“临终安排”即可见一斑。实际是宗室(孙峻、孙鲁班)与北人(琅琊诸葛恪、北海滕胤、汝南吕据)辅弼幼主,制衡扬士。

注:辅政大臣另有会稽孙弘,但旋即被杀,故不论。

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吴书 诸葛恪传》

因此,吴郡豪族出身的暨艳,从立场上看,不会真正损害“吴四姓”(五姓)的利益;其打击目标,恐怕是“充斥郎署”的孙氏子弟。

这也是同为吴郡四姓出身的朱据,提醒暨艳不要“玩得太过”的意图所在。恐怕朱据已经预料到暨艳的行为、必然会激怒孙权。但暨艳人在局中,不能自悟,最终招致杀身巨祸。

小结

虽然暨艳案往往被视作“寒门子弟对抗豪族贪吏”,但如果考虑到暨艳的吴郡门阀出身,其本质实际是“豪族大吏裁汰寒门冗员”。

有趣之处,是寒门出身的富春孙氏,恰好是孙吴的统治家族。因此暨艳遭到残酷报复,甚至连家族“附于恶逆”的黑历史也被一并揪出,成为孙权发泄淫威的手段。

同为吴郡大姓的张温,既是暨艳的前任,又是暨艳的举主,不出意外地被孙权一并打倒。

张温儒雅风流,曾出使蜀国,甚得诸葛亮器重。张温倒台之后,远在蜀中的武侯,震惊不已,思虑良久,长叹道:“其人败在清浊太明。”

(诸葛)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会稽典录》

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

清、浊并非指代人品,而是指代“族望”与“仕宦履历”。魏晋时代,寒门与下品职位为“浊”,高门与上品职位为“清”。

换言之,诸葛亮口中的张温与暨艳,实际是自诩清流(吴郡豪门),贬抑浊流(孙氏子弟),最终遭到孙权忌恨,自陷大祸。

如果将同年死去的朱治(224),与暨艳做比对,会发现二者下场的惊人差异。

“善于揣摩主君心意”的朱治,通过不断推荐公族子弟出仕,得到无上尊荣,金紫加身,车马盈门,六十九岁善终。而“贬抑公族子弟”的暨艳,则是铁窗囚笼,下狱惨死。可谓云泥之别。

(朱治)诸父老故人,莫不诣门,治皆引进,与共饮宴,乡党以为荣。--《吴书 朱治传》

清浊分野,在后世又经历过数次洗礼。

南朝梁武帝时的“侯景之乱”,将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尽数夷灭,留下著名典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唐末军阀朱温,独擅朝纲,遭到高门遗老的厌恶。朱温遂将门阀名士尽数抛入黄河,大笑“汝辈自诩清流、今入黄河,使为浊流”。

(李振)言于全忠(朱温)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资治通鉴 唐纪八十一》

可见清浊对立之分明,亦可见这群平日“眼高于顶、清议臧否”的名士,是多么脆弱可笑。

暨艳之死,根源即“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诸葛亮虽然远在川蜀,却一语道破江东玄机,卧龙之名,所言不虚。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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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与浊流

“清流”的说法来自于古代的“清议”,“清议”既是庙堂之上也是乡里民间的议论,用来作为评判某人品质的标准。早在西汉,官员要晋升必须通过荐举程序,那些在位的官员对入选的新人戳戳点点,想方设法在他们身上挑点毛病,乡间市井的议论也是把挑人的尺子,比在身上量来量去,如觉不符,自动出局。有的人一遭清议,耻辱难当,在亲友间抬不起头来,顾炎武就有过“一玷清议,终身不齿”的恐惧。什么叫“舆论杀人”?看来自古就有。

持乡议的人也许是些在读的学生,他们可以自下而上地批评官府,搅动政局,越界之后这些议论被痛加剿杀,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就是因为学生讨论时政被官府镇压,可见持清议的人多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人一旦当了官,反过来同样会被舆论监控,也可能转变成清议的对象,如果气节有亏,难免沦为浊流。这说明清流、浊流可以相互变来变去,但清浊的分与不分、如何分、按什么标准分始终是个争议不休的话题。

按理来说,在清流的眼里,应该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宜混淆,但帝王眼里的清浊,标准却可以随意搞乱,常常混搭参用,故意模糊两者的界线,据说这样做容易达到政治平衡的效果。帝王驭人之术,心机太重似乎理所当然,如果换成一些文人也跟着起哄,问题就严重了,严重到丧失评判善恶的标准。比如对明末东林党人的态度就是一例,东林党人苛论时政,臧否人物,对这帮疯子舆论本来就有褒有贬。即使是自居清流之人,面对明朝将亡的残局,也不免抱怨东林党人中不乏小人,只会奢谈高论,没有筹敌制寇之策。

可是在崇祯皇帝看来,攻击东林党的这拨人也就是胡乱嚷嚷满嘴牢骚,对朝廷的法纪政事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和东林党没啥不同。这个观点后来被一些无聊文人附和,添油加醋地夸大成明朝灭亡的主因,特别是心理原因。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说法竟然被清廷利用,清朝皇帝就反复提醒:你看,明代灭亡都是这帮文人平时袖手空谈给闹的。对于此种和帝王沆瀣一气的狗屁士论,黄宗羲挺身而出正色辩驳,矛头直指自杀不久的崇祯皇帝,他说崇祯并非不知道东林党人是君子,只是有个别小人也会混杂其中,因此从整体上看队伍不纯,于是就起疑心,不加信任。他早已知晓攻击东林的人多是小人,只是因为他们可制衡东林的士气,所以才故意把两拨人混搭使用,结果是君子舍他而去,独独留下小人,这才是崇祯失国的主因。从世俗眼光看,如此非议吊死殉国的先皇相当冷血,也不近人情。

黄宗羲断言,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为私家利益不问是非,通过调和善恶的办法大玩平衡政治,结果只能是一个“恶”字了得。“东林”不是个别的例子,因为“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意思是说,“东林”应该变成一个象征,一个应坚守的标准和尺度。而在帝王的思维中“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搞得一团和气的后果是大家一拥而上争做小人,君子反而没人当了。因为当君子不但捞不到好处,成本也太高。黄宗羲所坚守的,就是贯穿千古而不灭的清流精神,拼死也要和浊流划清界限。只可惜,这股精神早已澌灭无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上上下下弥漫着的正是争当小人的浊流气象,鼓励的是油滑、世故、苟且和贪嗔,最终是清浊不分,恶人横行。

清流的警示作用还在于尽量使帝王心思偏于“王道”思维。在古代的政治格局中,“王道”与“霸道”之间历来就存在紧张,两者相比,取“霸道”之途相对容易一些,是个捷径。践行王道需君主官员时刻涵养身心,对民生体恤有加,他们会感觉活得太累,过得很不耐烦!所以帝王总是首选霸道,或者是“霸王道杂之”,混搅起来乱用一气。不过在清流看来,君王的统治术中霸道总是比重过高,甚至把使用王道当作滥施人情。近读彭小瑜先生文章,他谈到蒋介石夺取权力不择手段,打的旗号都是维护党派利益,赤裸裸的功利只要化身为道貌岸然的信念,就可充当一种任行杀戮的理由,这类思维非常可怕,是对人性的一种毒化,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缺乏宽恕的精神。他举欧阳修的《纵囚论》为例进行一番讨论。当年唐太宗让一批犯人回家省亲,规定返回后就死。当犯人按约定返回时,唐太宗就全部赦免了他们。对唐太宗的纵囚行为,欧阳修批评说,只有君子才有资格用信义对待,对待小人则应该恰恰相反,必须划分三六九等分别施以刑恩。

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囚徒都是邪恶小人,骨子里就是罪犯。他们一定是揣摩到如果按时回

来就会得到赦免,所以愿意用性命做一次赌博,一旦赦免他们岂不是正中了贼人的诡计,

对带着侥幸心理的罪犯必须杀无赦,不能抱有恻隐之心。如此缺乏宽恕精神的盘算,一旦

扩散成常态的思维,肯定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暴力相斫。如果遇到帝王不冷静,身边冒出几

个书生在他耳边唠叨几句似乎很有必要,这就是清议的力量,在以上的例子中,欧阳修不

但没扮演清议的角色,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当然,历史上清流也不总是那般纯净,也可能蜕化成浊流。钱穆先生的眼光很毒,他

看到明清以后出现了一股浊流压制清流的转向,那就是文书胥吏横行官场,把文字的流转

程序统统给档案化了,变成一种套路和技术,文官言行如果受到胥吏束缚,就会产生依赖

感。胥吏政治一旦转化成文书政治,对文字的刻意琢磨就会达到变态的程度,严重时可以

让官场丧失效率,变成一种极为低劣的冗政。师爷上下欺瞒,四处勾结,压抑士人无法按

自己的想法办事。现当今的文牍主义与繁琐哲学大概就是由此演变而来。

古代科举也有清浊之分,科举选官是一种身份分配制度,负责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精英

尽量均匀地撒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好处是一眼望去清浊分明。进士及第才是清流,秀才

举人沉在下面成了浊流,虽在身份上似乎超升无望,却未必不能通过乡党议论获得舆论上

的公正评价。

比较有意思的是,近世士大夫中操办洋务的人往往会被清流啐骂,沦为浊流。因为在

沉浸旧学太久的书生眼里,放弃祖宗之法,去向洋人的奇技淫巧屈膝献媚犹如士林败类。

如坊间就哄传洋务名流马建忠投奔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日本人做间谍的故事。马建忠进

洋务大员幕府,扮演的就是当年师爷的角色,这职业在清流眼里本就低贱,再加上为洋人

打工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想不成浊流都难。湖南人郭嵩焘从公使位子退归乡里,被骂成

汉奸,差点让乡亲的唾沫星子给淹死。清流党摇身变成维护世道尊严、拒绝西人污染的正

义化身,可在洋务派眼中,中国遭千古变局,自诩清流者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在外交家

曾纪泽看来,玩清议的人都是一些死守秦汉旧制,只会发高头讲章议论的老朽腐儒。由此

可见,当年畏惧清议和台谏的心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清流批洋务派的理由是,西人也是“夷”,越和“夷”妥协讲和他就越欺负你,但清

流也明显感到,空说那套老掉牙的道理打不过西人的长枪大炮,所以他们平时起劲骂洋务

大员是浊流,一旦遭遇实际的民生技术问题,未必真有多少底气。面对清流的咄咄逼人,

身背浊流之名的洋务派也未必都那么自惭形秽。他们见多识广,知道光凭文人那张嘴皮子

根本对抗不了新知识对国人身心的直接刺激。

清浊之分的标准往往随时运流转。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人在精神上极度营养不

良,一夕接触西学,无论精粗美丑,一律生吞活剥塞入肠胃,不及消化。这帮文艺青年在

过去的清流眼中,就是地道的假洋鬼子附体,绝对是浊流妖鬼再生,必须设法驱除。可在

人人自虐亦虐人的年代,这批精神饿鬼引领的是一股时代潮流,这时候如果你不识时务戴

着清流面具出来对他们指指点点,不被痛扁一顿那才叫怪呢。如当时有复活国学的提法,

但在一片现代化的“浊流”叫嚣声中,国学面目真如“国渣”,凡谈所谓国学者,充其量

是挨揍疼得不行发出的一种无奈呻吟,当不得真的。

当代“清流”言论真正得势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推

进,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再明快的刀锋如此这般一路斩杀过去也有卷刃的时候,需要

旧文人出来激浊扬清,清洗刀口上的污血。清流逆反言辞照样决不中听,仍如当年的倔

强,他们认为寻求国家富强是赤裸裸地与民争利,有失王道的敦厚。这里面搅动起的又

是“国富民穷”的老话题。当年洋务新政初起时,就是以国家整体富强为目标,没有多少

人愿意在民生问题的细节上多动脑子,那些抗议国家一夜暴富、捍卫传统道德、诉求让利

于民的清议言辞,完全为富国自强的高调所淹没。一个例子是铁路大兴与民争利,造成依

赖水陆运输谋生的民众大批失业,当今房地产商四处圈地,就如当年情景的再现。这时忽

见几个当代清流小子跳出来大骂贪官当道,也真如当年一样,是道异样的好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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